“OECD（经合组织）国家，富国俱乐部，高中阶段有45.7%的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54.3%在普通高中。你所在的地区比OECD国家发展水平更超前？我不信。”在12月中旬召开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年会上，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针对最近有专家在媒体上发表的“取消职普比‘大体相当’”的观点予以反击，他认为，以中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还远未到不需要中职层次人才的阶段。

 100个工业机器人应用岗位，31个需要中职生

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着初中学龄人口断崖式下降的困扰。从2011年开始，招生人数连续5年下降了近270万人，比2010年下降了近1/3。面对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不断萎缩的现状，人们不禁提出了怎么看、怎么办的呼声。

有人提出职教的发展重心应该放在高职，高中阶段不再要求职普比“大体相当”。杨进明确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即便是经济发达国家，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数尚且占到高中阶段教育人数的一半左右，更何况我国。他除了列举OECD国家的数据外，还给出了欧盟21个成员国的平均数据——中等职业教育占52.7%，普通高中占47.3%。而我国，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在2010年时曾达到51：49的比例，但到了2015年则变为43.13：56.87，这是官方统计，中职真实的招生情况可能更糟。

也有人用美国的例子进行反驳，因为美国并没有专门的职业学校。杨进认为，这只看到美国高中教育的表面，而缺少真正的了解。“美国没有职业学校，但公立高中的基本办学目标包括了基本技能教育、智力开发、职业与技术教育、道德与品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等。”杨进进一步解释，职业与技术教育在美国高中具有重要地位，从联邦到州政府都设有“从学校到职业”的各种拨款项目，支持学校设置各种职业与技术教育课程，“比如俄勒冈州，高中学生中的44%选择学习生涯与技术教育课程。我们不能说人家没叫中专、没叫职业高中，就说人家没有职业教育”。

另外，杨进认为，从我国的产业需求来看，中职教育也不可或缺。他用两个当下备受追捧的“高精尖”技术领域——工业机器人和3D打印来举例。

“‘机器换人’，仿佛一夜之间就不需要工人了，真是这样吗？”杨进拿出一张表格，上面罗列着他调研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岗位的人才需求：假如总的人才需求为100人，现场编程岗位，需要中职10人，高职5人；机器人安装调试与维护岗位，需要中职15人，高职15人；生产线安装改进与维修岗位，需要中职3人，高职8人，应用本科5人；工作站开发岗位，需要高职2人，应用本科7人；工作站方案工程师岗位，需要高职2人，应用本科7人；销售岗位，需要高职2人，应用本科8人；生产线运营与管理岗位，需要中职3人，高职5人，应用本科3人。“我们看看最后的合计，100个工业机器人应用岗位，其中中职人才需要31人，高职39人，应用本科30人。专家们总提工业4.0，其实我们国家的工业才只有2.8，还需要补上工业2.0、工业3.0，中职人才更是缺少不了。”

至于3D打印，“中职生完全可以胜任3D打印设备操作、应用和简单日常维护。”这是杨进在向3D打印领域唯一的工程院院士、3D打印“教父”卢秉恒讨教后得出的结论。在这个领域，中职、高职和应用本科各有其培养定位，高职培养的主要是从事通用零件工艺技术开发和打印设备技术维护的人才，应用本科培养的主要是从事复杂零件打印工艺技术开发的人才。

“未富先老”“未普先扩”带来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们都不想上中职，就不要中职了？人们都不想当工人、当农民，难道我们就消灭工人、消灭农民？”姜大源认为，这是民粹主义的说法。而他主张，讨论“职普比”，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多个视角来审视。

 我们在劳动就业市场可以看到这样的悖论——人均收入还不高，劳动人口却老化；文化程度在提高，劳动参与率却下降；职业资格门槛在降低，学历门槛却提高；有事没人做，有人却没事做，“招工难”和“就业难”两难并存。

 姜大源认为，这些问题用劳动科学来解释，可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劳动力年龄结构问题和劳动力层次结构问题。

“在劳动力年龄结构上，我国‘未富先老’”，姜大源认为，我国劳动力结构与人口年龄结构并不匹配，倘若削弱中职教育的基础地位，无疑会加剧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失衡，年龄适宜的劳动力将更加供不应求。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曾发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报告中指出，2014年，中国以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已不复存在，总劳动力中，15—29岁的低龄劳动力占33.07%，30—44岁的中龄劳动力占32.80%，45岁及以上的高龄劳动力占31.86%。2016年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年会也指出，15—24岁青年劳动力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最明显的群体，2006年这个群体有1.2亿人，预测到2020年将会下降到6000万。

 这些数字都指出了中国劳动力老化这个事实。按照美国职业管理学家萨柏的职业生涯阶段理论，多数职业适合的初始就业年龄在15岁至24岁之间，“而我国这个年龄的青年人却都在学校里。”姜大源感到十分遗憾，特别是在同日本这个“先富始老”国家以及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年轻的印度”比较后，更是如此。

“在劳动力教育层次结构上，我国‘未普先扩’，高中阶段教育还未普及，高等教育就开始扩招，导致出现了过度教育。”姜大源认为，削弱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将加剧我国劳动力层级结构的失衡。因为从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劳动力结构与人口教育年限不相匹配，层次适宜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非适宜的供给却有余。

 加固中职基础地位是教育公平的追求

“中等职业教育不等于中等学校职业教育，我们在考虑职普比‘大体相当’时，要有大职业教育的概念。如果我们把蓝翔技校等也计算在内，应该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比例。”世界银行职业教育项目顾问王文槿教授告诉记者，杨进所长所呈现的OECD国家和欧盟各国的职普比“大体相当”，数字中不仅包括了学校职业教育，也包括了职业培训在内。

“国外职业教育大多是以取得职业证书为目的，通过资格框架实现与学历教育的等值。而我们国家的情况比较特殊，中等职业教育的主体是学校职业教育，承担着学历教育的职能，在维护教育公平中发挥重要作用。”王文槿说。

 正是因为中职教育在教育公平中的这一重要作用，姜大源认为，削弱其基础地位，将加剧学习者智力倾向与个性发展预期的失衡，因为从发展潜能来看，适宜的教育路径，更有利于强化学习动机和提高学习成效。不仅如此，削弱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还将加剧学习者选择后移与早期职业规划的失衡，因为从发展的时空来看，适宜的教育路径，更有利于提供纵横选择和增强学习自信。

“我们不能只有获得间接经验的教育，还要有习得直接经验的教育。提供最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就承担着为每个人找到最适合教育的功能。